部分大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竟是职校?

2024-06-30 12:37:54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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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值2024年高考志愿填报季。6月21日,教育部公布了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,其中正式获批的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已达到51所,包括23所民办和28所公办院校。一个多月前,教育部同意新设16所职业本科院校,它们中的大多数将在今年开启全国招生。

职业本科教育于2019年启动试点,是一个新兴事物。职业本科毕业生能拿到与普通本科具有同等效力的学位证书。但与此同时,职业本科也面临着职教领域长期存在的社会认可度不高、产教融合不够等问题。

职业本科的出现,会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带来哪些变革?办学中遇到哪些挑战?如何实现职业教育“中职—高职—本科”的有效贯通?国外的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?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匡瑛,长期研究国内外职业教育。近期,针对这些问题,她接受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专访。

“既能动手,又能调度指挥,还能创新”

中国新闻周刊:今年以来,教育部同意增设多所职业本科学校,仅5月就新增了16所。目前,国内职业本科院校超过50家。你怎么看当下职业本科的发展速度?

匡瑛:2021年举办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,已经对职业本科有一个基本规划,提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。按照2021年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,到2025年,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%。

职业院校升本,需要学校申报,经教育部实地考察验收才能通过。过去几年,受疫情等因素影响,相关工作被耽搁了一些。近期,教育部同意增设16所职业本科学校,属正常进度,符合稳步发展的规划。

中国新闻周刊:理想的职业本科学生培养模式应是怎样的?

匡瑛:前两批获批职业本科的院校以民办高职为主,2020年6月,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更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,自此,更多公办院校获批为职业本科。尤其近两年,一批“双高计划”(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)院校升格后,职业本科对人才的培养,越来越符合我们的期待。

比如,国内职业本科的“龙头”高校——深圳职业技术大学,有非常深入的产教融合。理想的产教融合,产业介入人才培养应从源头开始,而不只是在最后的实习实训阶段。

在我们调研过的职业本科院校中,有的企业从专业设置时,就开始参与论证。因为专业设置会涉及专业定位,每个学校专业的内涵是不同的,比如同样叫大数据专业,很可能细分方向是不一样的。

接下来,校企双方要明确学生四年需要学到的职业能力,在此基础上搭建课程体系,开发教材。比如哪些课程要在校内设置,哪些教学环节要通过实习完成,高校教师和企业团队如何合作,哪些项目要嵌入课程中,哪些是完全真实的项目,哪些要根据教学规律重新设计,这都需要校企双方一起讨论。

在一些职业本科院校,企业导师和学校教师会同时进入课堂,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无缝衔接。因为企业很清楚,学校教授了哪些内容、教到什么程度,因此,在实际岗位上,企业能更明确应该训练学生哪些技能。这样的培养方式是一体化的,符合企业预期。

中国新闻周刊:我们与一些企业人士交流时发现,当下,他们更喜欢动手能力强的专科生,或者大众更熟悉的普通本科生。职业本科生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,对此你怎么看?

匡瑛:职业本科是一个新生事物,可能在教育界内部大家已经逐渐熟悉了,但对于市场来讲,去年才出现第一批四年制的职业本科毕业生,真正进入市场中的学生还非常少。

我们曾经在调研时问过企业,企业不反对这一教育类型的出现,但他们期待职业本科跟高职有所区别。职业本科学生的思考判断和其他方面的综合能力,应比高职学生强。企业期待职业本科学生既能动手,又能调度指挥,还能创新。这类人才按照传统高职或者普通本科的培养方式,一定培养不出来,职业本科学生的独特性就在这里。

中国新闻周刊:对于不少职业本科院校来说,并非所有专业都能实现理想的校企合作。从更大范畴来讲,职业教育依然面临着“校热企冷”的现状。对此,你有什么建议?

匡瑛:目前有一些比较好的探索。一些职业本科院校会请企业负责人担任学校二级学院的院长,所有学生培养的事项,都和企业有关,设备、人力也比较好调配,这从机制上解决了问题。

但最核心的因素还在于学校的老师。如果学校老师的技能和企业匹配,能为企业解决实际的技术难题,校企间的合作就有希望达成。职业院校还是重在帮助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创新,它不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,而是从1升级到2、3,这与企业的利润增长息息相关。当企业对学校有依赖的时候,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就会比较长效。我们不能让企业只承担责任,单纯为学校培养人才,这不可持续的。

“大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,可由职教完成”

中国新闻周刊:职业本科对博士师资比例有一定要求,但也有人担心,博士能否培养出高技能人才,对此你怎么看?

匡瑛:各地高校差异比较大。职业院校在升本后,需要满足的一项指标是师资的博士比例。但实话说,一些职业本科新招收进来的博士,未必在产业技术开发上有很强的能力,毕竟是从院校出来的,跟企业打交道不多。不能说有博士的学历,就一定能解决问题。但博士是有优势的,学校需要思考,如何给新引进的博士创造做技术研发的生态。

中国新闻周刊:对于职业本科的评估,是目前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,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?

匡瑛:对于职业本科院校的评估,不单单是博士比例问题,这只是一个底线要求。到现在为止,针对职业本科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。整个评价体系中,人才培养、社会服务、技术创新等几方面的权重,应与其他类型的高校有所差异,这决定了学校的发展定位。职业本科院校的评估要尽快跟上,否则,我很担心一些职业本科会“学术漂移”,“漂移”到跟普通大学一样的模子里。

就职业本科评估来讲,首先,人才培养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职业本科属于重实践教学的一类学校,所以这一块的权重应比综合类大学高得多。

其次,企业服务方面,职业本科院校要实现技术工艺的创新和迭代,服务对象除了大中型企业外,很多时候应是小微企业。小微企业往往缺乏技术研发的能力,如果职业本科能帮助企业推陈出新,完成一些相应技术的迭代,对企业和院校来说,是一件双赢的事情,这块的比重应该增加。

以德国为例,在其职业教育体系中,跨企业培训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,它会收集若干中小企业的需求,帮其在相应学校内达成。

但我们现在成立产教联合体的过程中,很多时候都盯着头部企业。我们所里也做过调研,头部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过程中,能发挥的作用不多,因为它们所需的技术研发能力跟职业院校间有一定落差,它们更多时候需要的是清华、北大等高校。相对来讲,能给学校实质性帮助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,还是中小企业。

评估中还有一块内容是社会服务。职业本科不单单是培养职前的学生,还应为企业在职员工提供培训。如今产业变革加速,企业员工需要技能的提升和再技能化,这也是职业本科跟普通高校非常大的区别。

我们还有一种预期:职业教育很重要的特性是与就业连接紧密,与企业互动密切。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很严峻,这些学生能否到职业本科学习一些实用性的课程、获得一些技能证书再去就业?大学生就业的最后一公里,可以由职业本科接力完成。但这样的模式在珠三角、长三角地区的职业学校相对较多,中西部地区较少,这跟产业布局有关系。

“一些学校不愿意冲出舒适区”

中国新闻周刊:面对新技术和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,国外的职业教育在本科层次上有哪些探索,又是如何鼓励企业主动参与校企合作的?

匡瑛:以德国为例,德国也有高层次的人才培养,包括应用技术大学和双元制大学。

应用技术大学起源于高等专科学校,是德国工程师的“摇篮”,德国90%的工程师都毕业于这类学校,民众有着很高的评价。这类学校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占比达到一半左右。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,应用技术大学培养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,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非常高。

另一类是双元制大学,最早是在2009年德国巴登-符腾堡州成立的。双元制大学的前身是职业学院,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。职业学院的成立背景很有特点,不是由政府主导的,而是奔驰、博世等知名企业发现,其需要的后备产业人才在现有教育体系下培养不出来,主动提出与政府联合办学。随着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,企业需要跨学科的创新、复合型人才,因此,职业学院升格成为双元制大学。德国的双元制大学一直跟着产业需求走,企业的话语权很大。

中国新闻周刊:在德国,企业除了有内在培养人才的动力,制度层面有哪些设计和保障?

匡瑛:德国在1969年实施《职业教育法》,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、义务和权利等,进行了非常详细且严格的规定。比如什么样资质的企业能参加校企合作、哪些职业适合双元制教育模式、培训老师要有什么资质,还涉及学生在实践中的权益等,企业违反规定将构成违法。

除了强制性的立法框架,德国的《职业教育法》还与教师资格培训条例、青少年保护等相关法律相协调。

在德国、英国等国家,很多企业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,但中国的民营企业,尤其是中小微企业,平均寿命并不长,目前更在意的是生存问题,而不是从长期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考虑。这也不能全怪企业,校企合作“一头热一头冷”的问题,是阶段性的。

我在调研过程中也看到,有的企业很积极地向职业学校靠拢,反而一些学校不愿意冲出舒适区,因为企业的需求很灵活,学校如果紧跟企业步伐,会打破传统。比如一些文旅企业,其生意的旺季在暑假,它们希望老师能参与研发定制化的旅游路线,但不是所有老师都愿意放弃自己的暑假。校企合作的责任是双方的,这应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。

现阶段,我们也可以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进行优化。比如德国、英国会有类似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的机构,不同国家的称呼不同,但工作内容是匹配学校和企业的需求,有明确的制度支持。但国内探索的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,更多还是在探索一种人才培养模式。目前,新修订的《职业教育法》中也提出,要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,未来我们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

“职普融通不是普教吃掉职教”

中国新闻周刊:职教高考是中职生向上升学的重要通道,各地都在探索,你怎么看职教高考实施的现状与挑战?

匡瑛:现在各地开始推行职教高考,本身就是一个突破。中职学生能通过职教高考,进入到高职或职业本科。

职教高考包括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考查,但在开展过程中,我们还是受到惯性思维的影响,依然以文化课为主进行招生,技能考查的占比并不是很高,与我们对职教高考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。

职教高考目前有许多挑战,各地情况不大一样。但一个主要问题是考试的组织难度大。即使按照专业大类分,职业教育也有19类,如果只是文化课考试,组织难度会小很多,但考查职业技能的实际操作,要涉及标准化考场、设备统一性等问题,相对来讲,成本较高。

在江苏等地,中职学校都会组织开展学业水平考试,考查中职学生的公共基础知识、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基本技能。一些考场已针对专业基本技能的考查做了布置。未来一些地方的职业高考可以在这些考场开展。此外,如果职教高考和人社部门技能等级考试能共享考场,考场规范化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解决。

各省教育厅对职教高考并不是特别重视。各地在其招生考试改革过程中,首先要考量的还是有没有可能因为改革产生较多增量,比如提升“双一流”大学的录取率等。职教高考显然无法达成这一目标。

中国新闻周刊:无论是职教高考还是职业本科,都在打通原来职业教育的学历“天花板”,中职、高职、职业本科如何能更好地衔接,实现职业教育人才的贯通式培养?

匡瑛:技术技能人才一体化培养以后,应该在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师资队伍、实训设备、产教融合等方面一体化设计。现实中,我们发现目前中职、高职和职业本科的很多课程是重复的。

一体化的课程标准和课程体系的构建,是一个系统问题。以上海为例,上海从2010年起开始探索中高职贯通培养,逐步延伸出中本贯通、高本贯通和五年一贯制、七年一贯制等多种实践模式,每个专业都进行了从上到下的一体化建设,由本科层次的高校统筹。

课程建设的论证过程中,中职和高职开的课,衔接点要非常清楚。我们也会进行学生职业能力分析,中职、高职、本科阶段的学生,分别需要具备哪些职业能力,高等教育阶段的老师也会参与到中职的教学设计中。这样贯通的学制下,从中职升学上来的学生,能力表现不会比普通高中毕业生差。

在上海,现在选择中高职、中本贯通的学生人数,占所有中职生的60%—70%。中职教育以升学为主是没有问题的,但要是有目的的升学。

中国新闻周刊:从横向融通的角度来讲,你研究过德国、美国、新加坡等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的模式,我们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?

匡瑛:世界上职普融通有三大主流模式。第一种是在“双轨制”前提下,进行课程渗透,代表国家就是德国。德国在职业教育、普通教育相对独立的状态下,将职业教育的课程、课外活动等渗透到普通教育。

比如德国有文理中学,和我们的普通高中类似,以升学为导向。他们在高二会开一些职业类、生活类的“特长课程”,学生可以学习机械加工、电子技术、家政等课程。学校还会在学科教学中增加一些劳动内容,增加学生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认识,以及和地区企业、工厂合作,开展职业体验活动,还会给学生提供未来职业规划服务,这种趋势也蔓延到了综合中学。

新加坡是第二种,通过构建多元通道,给学生更多教育选择。新加坡和中国相似,受儒家文化影响,民众并不是很看好职业教育。所以在制度设计时,淡化了普职标签。过去,他们将教育类型分为三种,快捷通道、普通(学术)通道、普通(职业)通道,后来他们进行了改革,将这三类教育的课程,按照G1、G2、G3划分,学生心中对不同类型没有高低的区分,可以根据兴趣志向,或者学习能力自由选课,而且能实现双向互通。

美国是第三种模式——彻底融通。美国实行的“单轨制”,职普之间不存在教学体系的差别,无论它的综合中学、综合性大学,还是高等教育的社区学院,普职都是一体的,通过开设丰富多样的课,让学生在选择过程中实现自然分流。为了增加综合性课程,美国的综合高中还重点设置了一些信息技术类、工程技术类的课程。美国的高中还有职业生涯指导教师,引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类型。

中国和德国都是职普融通的“双轨制”国家,但从融通动力上看,职业教育在我们国家的吸引力和接受度,都不如普通教育。职普课程的渗透,我们也有类似实践,比较遗憾的是,我们的技术课程方案没有做得像德国一样,有详细的设计和很强的可操作性。新加坡的模式淡化了普职标签的通道设置,值得我们借鉴。不过,前提依然是,职业教育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了。

职普融通,不是说普教吃掉职教。既然能够融通,说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很强,所以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要继续坚持它的类型定位,不能办着办着,就变成普通教育。

 

【编辑】邓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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